期刊精粹 | 【2016.6期优先看】亦敌亦友：雅各布斯与芒福德之间的私人交往与思想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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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雅各布斯与芒福德之间的私人交往细节进行了历史梳理，介绍了他们如何联手对抗共同的理论与现实敌人，以及两人最终如何因理论与观念分歧走向反目。通过对两人思想交锋细节的剖析，本文展示了两派尖锐对立的规划思想传统，即渐进主义与区域主义，并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对其差异进行了深入剖析。在文章最后，笔者讨论了雅各布斯的思想遗产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是整个20世纪西方城市规划史无法绕过的一个名字，尽管她并非专业科班出身，但其凭借敏锐的时代视野、深刻的人文思想、卓越的社会活动力和一支疾风般的健笔动摇了统治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体系。她的代表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颠覆了整整一代美国规划师的固有思维，在规划理论界与实践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深刻地影响了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轨迹。尽管老人家已仙逝多年，但其影响力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愈发老而弥坚，她提出的核心思想为后来的倡导式规划、协作式规划、新都市主义运动等新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多伦多市长托里（John Tory）曾评价她道：“雅各布斯启迪了整个世界如何正确理解城市，并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了城市生活。她还告诉我们一个密集、紧凑、多元和步行友好型的城市才是一个健康的城市。”为了表彰雅各布斯做出的杰出贡献，纽约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宣布2006年6月28日为“雅各布斯日”；随后，多伦多市长宣布2007年5月4日为“雅各布斯日”【5月4日为雅各布斯的生日】，并将2016年5月4日命名为“简·雅各布斯思想日”。2016年正值雅各布斯100周年诞辰之际，笔者认为在这样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节点，重新思考雅各布斯留给后辈学人的思想遗产也许是对她最好的纪念（图1）。

图1 2016年5月4日美国谷歌在首页纪念雅各布斯诞辰100周年

1 引言

二战后，在1949年《住房法案》（Housing Act）和1956年《联邦资助高速公路法案》（Federal Aid Highway Act）等一系列联邦公共政策的推动下，美国城市进入大规模城市更新和快速郊区化的时代，并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一方面，白人中产阶级大量从城市中心搬到类似于莱维敦（Levittown）这样的郊区，而将无力承担通勤成本的贫困少数族裔留在城市中心，造成了内城的普遍衰落和种族隔离。郊区的购物中心和企业园区的兴建使这一情况更加恶化。另一方面，城市扩张将大量的农田、森林和湿地转变成建设用地，造成土地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低密度的开发模式难以支撑公共交通，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家庭对于私家车的依赖。面对前所未见的城市危机，当时的西方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城市问题的本质和解决出路，雅各布斯和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两人的生命轨迹和思想轨迹都产生过重要交集，并为后世留下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

作为一篇纪念性文章，本文前半部分大胆采用不同于规范学术写作的小说笔法，由私人交往故事出发将读者带回真实的历史场景中，以呈现一个有血有肉的雅各布斯，而非一个抽象干瘪的学术符号。尽管在反抗现代主义城市规划运动的过程中，雅各布斯与芒福德曾是同一战壕中的亲密战友，但观念分歧却最终使双方渐行渐远。两人的思想交锋已成为一桩著名的学术公案，因其涉及城市规划的学科基础和思想源头，争论至今仍未停息。因此，本文后半部分将回到抽象的学理讨论，从理论与观念双维度剖析两人的深刻分歧。笔者力求在保证可读性的同时，透过表层故事引发一些深层的理论思考。尽管雅氏智慧是基于五十多年前的北美城市，但其对于快速城市化中的当今中国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它将帮助中国规划师重新思考城市规划的本质，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2 面对共同的敌人：同一战壕中的亲密战友

2.1 一位闯入城市规划界的记者

雅各布斯原名叫简·巴茨纳（Jane Butzner），1916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座名叫斯克兰顿的煤矿小镇。她从小便表现出对学校教育的厌恶和很强的叛逆性格。在晚年接受的采访中，她曾回忆道：“我在课堂上很少认真听讲，而且对学校所教授的内容丝毫不感兴趣……在我成长的1920年代，妇女已经获得了投票权，女权主义方兴未艾。这一切都使我坚信：只要我想做一件事，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当1934年她从斯克兰顿高中毕业时，美国正深陷大萧条的泥潭无法自拔，因此她决定放弃进入大学，并成为《斯克兰顿论坛报》的一名不支薪的助理编辑。

1935年，她与妹妹前往纽约寻找工作机会，并开始居住在曼哈顿岛下城区的格林威治村。在纽约，她遇到了她后来的丈夫罗伯特•雅各布斯（Robert Jacobs），并于1944年婚后随夫姓改名为简•雅各布斯。在纽约生活的早年，她当过速记员、文秘、编辑、自由撰稿人，甚至数次失业。据她后来的回忆，“这段最艰难的时光让我体会到城市中真实发生的故事，以及什么是商业和工作”。后来，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学习了两年，期间广泛涉猎了地理学、动物学、法律、政治学和经济学等课程。关于这段自由求学的经历，她回忆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喜欢学校，也是第一次取得好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雅各布斯曾为数家杂志撰写稿件，并逐渐成为一名知名记者。1952年，她开始为《建筑论坛》撰稿，并开始关注城市中心衰落的问题。1954年，她受邀为由著名城市设计师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主持的费城城市更新规划撰写一篇评论文章。然而在实地调研中，她看到了新建的高楼大厦，了解到更新计划对黑人贫困阶层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所见所闻给予了她巨大触动。她向培根追问：“人都去哪儿了？”培根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他们对此都不领情”。回到办公室，出离愤怒的雅各布斯立即撰文对这种漠视原住民利益的城市更新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并促使她开始对1950年代盛行的城市规划理论展开反思。

2.2 初次邂逅

1956年，雅各布斯代表《建筑论坛》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一场学术演讲，主要介绍纽约市城市更新项目在东哈林区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会场上，她第一次见到了芒福德。这位比她年长21岁的美国绅士当时已经是一位卓有声望的城市历史学家，并常年为《纽约客》撰写专栏文章。出生在法拉盛的芒福德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与雅各布斯一样，芒福德也没有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从未获得任何学位。除了在大学里旁听过几门课程外，他对于城市的理解主要得益于其极富洞察力的观察与思考。他曾动情地说过：“如此丰富和多样的曼哈顿就是我的大学，是我真正的母校”；“我就是这座城市的孩子，纽约对我的影响远比家庭对我的影响大得多”。

按照雅各布斯的最初想法，这场演讲肯定会受到听众尖锐的批评，最多也仅止于收获一些礼节性的掌声，然而结果却大大出乎她的意料。雅各布斯晚年回忆道：“我做了场讲演并对城市更新大肆抨击。芒福德当时就坐在听众席。当我结束演讲时，现场先是一片寂静，因为从来没人听过如此的言论。而芒福德是第一个站起来热烈鼓掌的人，随后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演讲后，芒福德主动来到雅各布斯的面前进行了礼貌的自我介绍，这是两人间友谊的完美开端。在随后几年间，两人保持了持续的私人交往和频繁的书信往来，芒福德还鼓励雅各布斯为《周六晚报》撰写专栏阐述她的观点。

2.3 共同的现实敌人：罗伯特·摩西

在哈佛大学讲演后，著名城市学者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邀请雅各布斯为《财富》撰写一篇文章。在这篇名为《城市中心区应为人而建》的文章中，雅各布斯第一次向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发起了挑战，对他主持的林肯中心城市更新计划进行了猛烈批判。她认为，城市规划师在全美国推动的城市更新项目都是错误的，他们并不了解人们在城市中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正如她在文中写道：“这些项目不会让中心区重生，只会加速它的死亡。尽管那些方案看起来是如此的均衡、有序、整洁、美观和充满纪念性，但最终建造的不过是一个个井井有条的、庄严的墓地而已”。

雅各布斯1958年的这篇文章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要知道摩西的权力和声望在当时的纽约可谓如日中天，整个1950年代几乎没人敢向他发起挑战，哪怕仅仅是在文字上的挑战。他在整个城市建设领域呼风唤雨，对纽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现代主义城市改造，很多纽约地标性建筑背后都有摩西的影子【例如：联合国总部大楼和肯尼迪大桥】，被称为“纽约的豪斯曼”【豪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在19 世纪下半叶受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委任，对巴黎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彻底改变了巴黎中世纪城市的风貌，奠定了今天巴黎的城市基本格局】。正如摩西传记的作者卡罗所言：“数十年来，摩西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针对他的总体规划的挑战，他要按照理性、逻辑和整齐划一的理想改造整座城市。在他的规划被全面实施前，他不会允许任何形式的挑战”。因此也就不难想象当《财富》的出版商查尔斯·杰克逊（Charles Jackson）在吃午餐时读到雅各布斯的文章后，立即给怀特打来电话怒吼道：“我的上帝，这个疯女人到底是谁？”。甚至连雅各布斯在《建筑论坛》的同事都对她敬而远之。然而，雅各布斯面对质疑却异常坚定，她宣称林肯中心项目花了纳税人数百万美元，她作为一名记者有权对该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监督和评论。洛克菲勒基金会对雅各布斯的文章却大加赞赏，并资助雅各布斯对美国城市规划和城市生活进行批判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图2）。

图2 雅各布斯（左）、芒福德（中）与摩西（右）

很快，雅各布斯与摩西的角力场便从媒体移到了工地。二战后，接替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继续沿用罗斯福新政（New Deal），并于1949年1月提出“公平政策”（Fair Deal）的执政理念。在此背景下，联邦政府出台《住房法案》。根据该法案的第1款，联邦政府将投入135亿美元推动“贫民窟清理计划”，并按照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念建造大规模的公共住房项目。在联邦政策与资金的支持下，摩西在1950年代启动了大规模的纽约市贫民窟清理计划，对曼哈顿的很多传统社区推倒重建。其中的“下曼哈顿高速公路项目”正好穿过格林威治村的地标——华盛顿广场公园（Washington Square Park），除了将华盛顿广场公园夷为平地外，还将拆除周边众多历史建筑，整个计划将影响到1972个家庭和804个小商业主（图3）。

图3 “下曼哈顿高速公路”的规划模型（左）与今天的华盛顿广场公园（右）

雅各布斯常带儿子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玩耍，她如此地珍视此地，决定亲自站出来击退摩西的推土机。她宣称：“高速公路会将城市肢解，这不是重建城市，而是毁灭城市”，并召集格林威治村的私人业主成立了“阻止下曼哈顿高速公路项目联合委员会”，亲自担任主席。在雅各布斯的领导下，他们通过游行示威、包围工地、堵塞施工道路等方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在这场对抗摩西的战争中，芒福德给予了雅各布斯坚定的支持。其实，早在此之前数年间他便在《纽约客》上屡次撰写批评摩西的文章，然而并没有阻止住摩西对纽约城市改造的脚步。为了反击芒福德的批评，摩西曾公开评价芒福德不过是一个“只会写写文章却一事无成”的“革命者”、“左派”和“赤色分子”。考虑到当时正值麦卡锡主义魔爪伸向文艺界之时，摩西的如此评价可谓用心险恶。

于是，芒福德率先加入了雅各布斯的组织，并在《纽约客》上撰文批评下曼哈顿高速公路项目。他写道：“该项目就是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去满足开发商的私人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摩西甚至不惜破坏华盛顿广场公园。华盛顿广场公园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历史价值，这种价值是摩西先生永远也不会懂的。作为曾经埋葬乞丐的无名公墓，在这儿埋葬摩西先生那些贫瘠且濒死的城市规划理念再合适不过了”。芒福德的文章很快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很多社会名流开始加入雅各布斯的阵营。例如，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在《纽约邮报》自己的专栏中撰文写道：“我认为禁止机动车穿过华盛顿广场公园要比摩西的全部拆除的方案好得多”。

社会名流的加入使得胜利的天平开始向雅各布斯倾斜。雅各布斯晚年曾回忆她与摩西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面对面，那是在一次规划项目公听会上，抗议人群充斥在会场当中。“只见摩西紧握住栏杆站在那里，他面对眼前的抗议已出离愤怒，我猜他可能感到他的方案已大难临头。于是，他冲着现场的公众大喊道‘没人、没人、没人会反对我的方案，除了这帮家庭妇女’”。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68年。同年4月10日，雅各布斯在一次公听会上被便衣警察逮捕，罪名为“煽动暴乱”和“妨害公务”。然而当时美国民权运动正风起云涌，雅各布斯在坐牢的短短数月中迅速成为全美尽人皆知的民权斗士。最终，纽约市政府迫于压力将罪名降至“扰乱社会秩序”并释放了雅各布斯。同时，下曼哈顿高速公路项目被宣布取消，摩西也在不久后黯然下台。

2.4 共同的理论敌人：勒·柯布西耶

在雅各布斯和芒福德联手击溃摩西的同时，他们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那便是清理摩西式规划背后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的思想遗产，他们的枪口瞄准的正是该思想遗产的主要创造者——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作为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柯布西耶是将现代主义哲学由建筑学引入城市规划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提出了理性规划理论。正如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明日城市》中对柯布西耶的评价：“勒•柯布西耶所行之恶在他死后仍然在危害人间……它对20世纪城市规划的发展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在《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中，柯布西耶宣称“建筑是居住的机器”。在另一本著作《城市规划》（Urbanisme）中，他将这种功能主义和机械主义推广到城市，提出应该运用技术理性来规划和建造城市，而这种技术理性的执行“必须依靠伟大的君主（grands seigneurs）……而不能交给普通市民”。集中体现柯氏思想的是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光辉城市”这一理想城市模型——该城市完全建造在一块空白用地上，用地布局采用机械功能分区，棋盘式布局的高架快速路系统为机动车提供交通连接，办公区的24幢摩天塔楼矗立在绿树成荫的公园中，95%的地面是开敞的，周边分别是精英、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居住区，是一座完全阶级隔离的城市。现实中，在柯布西耶的主导下，国际建筑协会于1933年通过的《雅典宪章》集中体现了“光辉城市”的特征（图4）。

图4 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理想城市模型

雅各布斯和芒福德都对柯布西耶的理性规划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雅各布斯将柯布西耶评价为“反城市的规划理论集大成者”，并对柯氏理论中表现出的唯理主义、美学至上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深恶痛绝。对于唯理主义，她写道：“柯布西耶的理念具有炫目般的清晰、简明和和谐的风格。它是如此的有序、明确和易懂，就像一部杰出的广告一样一瞬间便可夺人眼球。这样的设想对城市规划师、开发商和市长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不管该设计是如何鄙俗，空间是如何单调，近距离审视是如何沉闷，柯布西耶的模仿者总会宣称‘看，这是我的作品’。这样气势恢宏的作品仅仅是个人成就的图腾。至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正如田园城市一样，除了谎言，它什么也没说”。对于美学至上主义，雅各布斯批评“光辉城市”是一座为机动车建造的城市，她写道：“柯布西耶只是把高速公路作为一种装饰手法，只是满足他的设计感觉……在他的方案中，人们与汽车和公路分隔开来，但恰恰是这些人需要汽车、公路和停车场。他设想的公园里的摩天大楼在现实中会蜕变为停车场中的摩天大楼。即使这样，停车场仍远远不够”。此外，雅各布斯对柯氏描绘的集体主义乌托邦社会评价道：“柯布西耶认为他的乌托邦社会为实现最大程度个人自由提供了条件，但他所谓的自由不是更多行动的自由，而是脱离责任的自由。在他的光辉城市中，没人会为家人打扫房间，没人会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没人会承担责任”。

芒福德也是柯布西耶最坚定的批评者之一。正如芒福德传记的作者米勒所写：“正是勒·柯布西耶吸引了芒福德最为猛烈的火力。尽管柯布西耶在后期逐渐放弃了一些早年所提倡的城市设计原则，但在芒福德的印象中柯布西耶一直被定格在早年的形象，并被认为是最糟糕的现代主义规划实践的始作俑者”。在芒福德看来，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理论模型中的摩天塔楼、广阔的公园和高速公路正是现实中摩西对纽约市宏大愿景的理论基础。他也赞同雅各布斯关于“光辉城市是为机动车而建造”的观点，认为“人们应该忘记该死的小汽车，城市应该为爱人和朋友而建”。

3 理论分歧：昔日的战友分道扬镳

3.1 友谊终结的导火索：《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1961年，雅各布斯的新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正式出版。正如该书开篇第一句话所言：“本书是对当今城市规划与重建理论的抨击”。然而，该书不仅在规划界引发了一场思想地震，而且也成为导致雅各布斯与芒福德之间短暂友谊破裂的导火索。雅各布斯后来回忆说：“他（芒福德）对《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感到愤怒，是的，绝对地出离愤怒。他原认为我是他的门徒。我想他认为所有对他表示出友好态度的年轻人都应该是他的门徒”。她还提到了芒福德随后写给她的亲笔信，“充斥着伪善、家长作风和居高临下的傲慢”。

芒福德对该书的正式回应要等到一年之后，他在《纽约客》上撰写了一篇名为《雅各布斯大妈针对城市癌症的家庭秘方》的文章，正式标志着两人关系的破裂。在该文中，芒福德用他出色的文采对昔日的盟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在他看来，年轻的雅各布斯实在太无知，对经典城市规划理论一无所知。在整本书中，“主观与感性、成熟的观点与幼稚可笑的错误交织在一起”。他将雅各布斯的主张讽刺为“治疗癌症的秘制膏药”，并且给雅各布斯的新书起了一个副标题，叫作“傲慢与偏见”。雅各布斯对于芒福德的辛辣讥讽始终难以释怀，甚至在50年后她在最后一本书《黑暗时代在前方》中仍在批评芒福德既不懂城市，也不爱城市。

那么，到底雅各布斯在新书中的哪些观点招致了芒福德如此强烈的反击呢？表面上看是由于雅各布斯对芒福德视之为精神导师的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和他的田园城市理论表现出的不敬，甚至是轻蔑的态度。但实际上，两人在若干涉及城市和城市规划的基本观念上的分歧才是根本原因，并使得这场分道扬镳看来仅仅是时间上的问题。

3.2 理论分歧：如何看待田园城市理论？

对田园城市理论的态度差异是雅各布斯与芒福德之间最直接的分歧。雅各布斯认为，城市的活力来自于多样性，强调土地的混合使用，而依据理性规划原则进行机械的功能分区是对城市活力最大的破坏。因此，田园城市理论中依据阶级和工作性质进行的机械功能分区是雅各布斯的批判重点之一。在书中，她写道：“霍华德建立了一套摧毁城市的强大思想传统，他把复杂的城市功能划分为简单的用途，并以相对自我封闭的方式安排这些用途……他认为在工人居住地内部应严格保持阶级成分的纯正性，甚至应保证从事工作性质的单一性。换句话说，农业工人就应该与农业工人居住在一起”。

此外，她还批评田园城市理论犯了逃避主义的错误，因为该理论并没有试图去正面解决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市问题，相反它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反城市化的。因此，雅各布斯将田园城市理论比喻成治疗城市顽疾的放血疗法。霍华德关于城乡三磁铁的经典论述的出发点是要解决“如何使涌入城市的人群重新回到乡村”的问题。尽管雅各布斯也承认霍华德的本意“并非是要规划郊区的睡城，而是建造自给自足的小城镇”，但是由于田园城市理论中的反城市化特征，使得该理论在实践中被那些霍华德的门徒们有意或无意地曲解，导致一战后欧洲的卫星城建设和二战后美国的郊区化建设很多都是打着田园城市的旗号“挂羊头卖狗肉”。例如，美国新泽西州的雷德朋市（Radburn）正是“对该理论的片面篡改”。换句话说，雅各布斯认为郊区化是导致美国城市衰落的主因，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正是郊区化运动在理论上的始作俑者。

雅各布斯对于田园城市理论的批判是芒福德所无法容忍的。当芒福德首次读到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后，他便成了霍华德的信徒，并成为“美国田园城市运动的旗手”。在1923年，芒福德与克莱伦斯·斯坦因（Clarence Stein）等一起创建了美国区域规划协会，并担任首席发言人。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在美国实践田园城市理论，其中新泽西州雷德朋市便是该组织在1929年进行的一场实验。按照斯坦因的规划设计，他们要打造一座“为汽车时代设计的田园城市”。然而，随后爆发的经济大萧条使得负责该项目的公司破产，美国区域规划协会也于1930年代初被迫解散。最终，雷德朋市沦为一座田园郊区和睡城，这也是雅各布斯在书中将雷德朋列为反面案例进行批判的原因。然而对于该实践，芒福德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在其名著《城市发展史》中，他盛赞雷德朋市是“伟大的创新”，并认为雷德朋市的水系可与威尼斯媲美，是“由水构成的城市绿带”。他写道：“尽管雷德朋市在大萧条中最终破产，但它却是一座拥有完整绿带的田园城市，足以媲美英国的莱奇沃思和韦林两座经典的田园城市”。芒福德坚持认为，田园城市理论不应该为美国的郊区化负责，而雅各布斯对于规划历史的无知导致她将两者错误地联系在一起。正如在为《明日的田园城市》写的书评中，他写道：“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融合了对历史曲解和对当代误读的荒谬大杂烩……就像摩西的推土机在城市更新中不分良莠地将一切推平一样，雅各布斯对19世纪以来城市规划领域的诸多开创性思想也是不加区分地统统打倒”。

4 观念分歧：两种城市规划思想传统的交锋

对于田园城市理论截然相反的态度仅仅是雅各布斯与芒福德之间争执的浅层表象，而两人在观念上的冲突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作为观念的动物，人的行为在本质上受到观念的支配。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结语中所言：“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通常自认为能够完全免除于知识的影响，其实往往都还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根据塔伦的研究，她将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划分为四种思想传统，雅各布斯属于渐进主义传统（Incrementalism），同属于该传统的规划理论家还包括威廉·怀特和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芒福德则属于区域主义传统（Regionalism），与他属于同一传统的包括克莱伦斯·斯坦因等。

4.1 雅各布斯：渐进主义规划观念的代表

在观念层面，渐进主义传统深受以约翰·洛克（John Locke）为代表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和以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为代表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的影响。在认识论上，经验主义者秉持扩展论，坚信人类知识起源于感觉，只有依托于真实经验的层累才会获得可靠的知识。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一文中曾写道：“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知识归根到底都是源于经验的”。在获得知识的途径上，经验主义者遵循归纳法，即在承认人类理性局限性的前提下，通过不断观察和试错渐进地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在实践论上，保守主义者坚持审慎的怀疑主义原则，强调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反对人为的理性设计和改天换地式的激进社会改革方案，提倡在尊重历史传统和自然秩序基础上的渐进式改良，尊重人类社会的多样性，认为整齐划一的社会注定是违背人性的社会。这也是为什么伯克在《法国革命论》一书中反对法国革命，却支持美国革命的原因，因为他对一个完全依据抽象理性设计所建造的社会充满深刻的质疑。

在城市规划领域，最系统体现上述观念影响的是亚历山大1965年的《城市并非树形》一文。开篇亚历山大便开宗明义其价值观：“就我个人而言，我信奉保守主义”；并盛赞雅各布斯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评论家”。随后，他系统地论述了自然城市的半网络结构和人造城市的树形结构之间的重要区别，并认为基于理性设计的树形结构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图5）。他认为，树形结构的城市是不真实的，因为社会生活本身并非等级制的树形结构，而是由无数个相互交叠的圈层共同形成的半网络结构。他写道：“无论何时我们创造树形结构，这都意味着在这个结构中，没有任一单元的任何部分曾和其他单元有连接，除非以整个这个单元为媒介。这种限制的危害究竟有多大是难以预料的。这有点儿像一个家庭成员不能自由地和外人交往，除非整个家庭和外界交往一样”。

图5 两种城市规划思维方式——半网络结构（左）与树形结构（右）

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最后一章中也系统讨论了城市规划的观念问题。她长篇引用了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在195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年报上的一篇关于科学及其复杂性的文章。韦弗将科学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处理简单性问题；（2）处理无序复杂性问题；（3）处理有序复杂性问题。雅各布斯认为，城市问题属于有序复杂性问题；而田园城市理论却错误地按照简单性问题进行研究。该理论是建立在两个“简单”、“相互关联”且“处于相对封闭系统中”的变量（即住宅数量和工作数量）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小城镇理论体系”，却被应用到大城市的研究中，“而这种基于两个变量关系的简单体系是不可能在大城市中有任何生存余地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各布斯看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与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理论在认识论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光辉城市理论无非是“建立在两个变量关系体系基础上的田园城市理论的垂直集中版本”。换言之，它们都是基于理性设计的激进式社会改良方案，忽视了遵循自然秩序的城市的内在复杂性和多样性，是一种理性的自负。

在认识论上，雅各布斯坚持经验主义，对一切基于抽象观念和逻辑推演的理性设计始终保持着审慎和质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便是明证。该书中的全部观点均源自雅各布斯对纽约真实观察的生活体验，而非来自经典城市规划理论。例如，对于公园的作用，雅各布斯写道：“在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公园受到无可置疑的推崇，就像是野蛮人对神秘圣物的崇拜一样”。然而，雅各布斯却从女性视角和生活经历认为公园可能会成为危险、肮脏和贫困的城市疮疤。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雅各布斯对于芒福德批评她“对经典城市规划理论一无所知”不屑一顾，以及为何她反过来批评芒福德和其他田园城市理论家闭门造车，既不懂又不爱城市了。她写道：“自始至终，从霍华德和伯纳姆到城市更新法律的最新修订，所有这一切都与城市的真实运行毫无关系。作为牺牲品的城市从未被真正尊重和研究过”。

在政治哲学上，雅各布斯坚信保守主义观念。作为多元主义（Pluralism）的秉持者，她关注社区，反对精英主义，强调尊重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重要性，反对政府规划对于私有财产的侵犯。1961年6月19日，著名的保守主义媒体《华尔街日报》曾撰文盛赞她的新书反对“中央集权式的联邦规划”。雅各布斯的保守主义思想对1965年保罗·达维多夫（Paul Davidoff）提出的“倡导式规划”（Advocacy Planning）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达维多夫在文中写道：“随着城市规划与更新影响到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倡导式规划也开始出现……倡导式规划的很多工作正在开展，但很少是由专业规划师做的。而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正是其中最重要的批判性著作之一”。此外，她尊重作为自发性秩序的市场力量，反对对市场机制的人为干预。在因《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抱得大名后，雅各布斯转而从城市经济学视角批判正统城市规划理论。她认为，城市是创造财富和经济发展的引擎，人口聚集将使昂贵的公共基础设施在经济上可行，并支撑起多样化的公共生活。然而，田园城市理论所提倡的区域主义则是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人为地将公共投资由创造财富的城市注入不创造财富的乡村，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费。

4.2 芒福德：区域主义规划观念的代表

与渐进主义相反，区域主义传统深受以勒奈·笛卡尔（Rene Descartes）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以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在认识论上，理性主义者秉持建构论，坚信世间存在着先验的客观真理，而理性是人类通往客观真理的唯一通道。在获得知识的途径上，理性主义者遵循演绎法，即从先验的客观真理出发，通过逻辑推演建构恢宏的理论体系，以公理为基石的笛卡尔几何学大厦便是理性主义认识论的绝佳注脚。空想社会主义者正是在实践上的一群理性主义者，他们坚持唯理原则，强调理性是指导人类行为的唯一可靠标准，否认感觉经验的作用，宣扬摆脱历史和传统的羁绊，依靠人类的理性设计和激进式社会改革方案便可建造人间天堂。欧文在美国创办的新和谐村便是典型的理性主义乌托邦实验。

诞生于19世纪末的现代城市规划运动本身便具有十分鲜明的理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色彩。面对亘古未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以及由此带来的前所未见的城市问题，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运用他们的理性思维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改良方案。作为区域主义的思想源头，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是对当时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理性设计方案的大融合，其农业环城绿带与固定人口规模卫星城的思想来自勒杜、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理念和社会实验。而霍华德本人则深受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影响。克鲁泡特金曾坦言其信仰是“无政府共产主义，没有政府的共产主义——自由共产主义”。而霍华德的核心思想则写在城乡三磁铁图示中的第三块磁铁下，即“自由合作”。正如霍尔对霍华德的评价：“霍华德的解决方案并非家长式的，至少不完全是，但肯定属于无政府主义传统”。

如果说在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中尚有浓重的公民自治传统的话，当该理论被引入美国并与罗斯福新政结合后，便已悄然向以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Fabianism）是一种渐进式社会主义思潮，得名于1884 年成立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19世纪后期流行于英国知识分子阶层，主张采取点滴改良的方式渐进地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反对列宁主义宣扬的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的主张】转变。美国区域规划协会创立者之一斯图尔特·切斯（Stuart Chase）曾宣称：“尽管我们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者，但我们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虽崇尚自由，但支持用计划经济来替代自由市场经济。所以我们不是教条式的共产主义者，而是思想开放的费边社会主义者”。作为该组织的核心成员，自诩为“共产主义者”的芒福德似乎表现得比他的费边社会主义同伴们激进得多。他在《城市文化》一书中猛烈批判了美国“冷漠的大都市”和“特大城市”，并思考如何在美国推动“全面社会主义模式”以取代美国式资本主义。在1932年罗斯福当选后，他宣称“我对罗斯福毫无信心”，因为他的新政过于温和，不过是“迫切需要的彻底性变革的平庸替代”。对于美国，他认为“这个国家需要激进主义”，甚至认为“在基本社会目标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仍显不足”。因此，他参与起草了美国共产主义宣言。按照其传记作者米勒的评价：“芒福德所谓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他自己的创造而已”。根据他的设想，政府应该建立基于福利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土地私有制应被公有制取代，建立按需分配的资源分配模式。

为了治愈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病，尽管以芒福德为代表的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继承了田园城市理论开出的药方，但在实现方式上却没有追随霍华德。与霍华德一样，他们的药方也是去中心化的。然而与霍华德倡导的建立在“自由合作”基础上的公民自治不同，他们更欣赏以国家为主导的苏联新城建设模式，斯坦因在1920年代曾专门赴苏联考察。芒福德比他的同伴更相信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一方面，他竭力主张通过国家资助的方式进行新城建设和旧城更新。另一方面，为了减缓城市人口高速增长，他甚至建议政府应该“减慢工业化的步伐”。在《纽约的规划》一文中，他写道：“如果私有财产价值和私营企业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话，那么旨在改善生活条件的综合性规划便毫无用处，规划中的公园将永远无法建成，游憩场地永远不会对孩子们开放，田园城市永远得不到资助”。

4.3 南辕北辙：相同行为选择背后的不同逻辑

尽管雅各布斯与芒福德曾联手对抗摩西的推土机和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然而令人玩味的是两人在相同行为选择的背后逻辑却是南辕北辙的，雅各布斯与芒福德就好像两条不平行的直线一样，在历史的机缘巧合下曾经历了短暂的人生交集，此后便奔向不同的方向永无回头了。

在对待摩西式城市更新的问题上，雅各布斯反对的是割裂历史与传统的推倒重来，反对国家运用强制力的城市更新模式，但她却不反对基于市场力量和自愿交易促成的社区自我更新，并专门创造了“非贫民窟化”（unslumming）一词以示与政府主导式城市更新的区别。为此，很多左派人士将“非贫民窟化”等同于“绅士化”（gentrification），并对雅各布斯支持绅士化的观点大加批判，主要集中在绅士化将进一步加剧种族隔离的问题，而只有通过政府主导的更新规划和大规模公共住房建设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而雅各布斯却针锋相对，坚信在解决种族隔离问题上，政府规划必然徒劳无益，而市场力量却是唯一解药。她写道：“对于贫民窟和其中的居民而言，传统规划方法完全是一派居高临下的家长式作风，总是想通过不切实际的表面功夫带来彻底性改变。如果要解决贫民窟的问题，我们必须把贫民窟中的居民看作是和我们一样的正常人，让他们根据自我利益做出自由选择”。关于消除种族隔离，她写道：“我认为对于美国城市而言，城市规划设计无论付出多少努力，不但无法解决种族隔离，反而可能会使问题恶化……只有那些通过自己努力搬离贫民窟的少数族裔才能摆脱种族歧视”。

相反，芒福德对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并不反对。霍尔曾写道：“对于推土机，芒福德充满了柯布西耶般的热情”。芒福德曾针对纽约市衰落地区提出过彻底性重建的计划，这些区域在芒福德的眼中仅仅是“居住的机器”。他反对的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开出的再中心化的药方，即通过提高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方式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柯布西耶提出的“公园中的摩天大楼”的设想正是为了解决人口聚集导致居住环境恶化的问题。在解决城市病的大方向上，雅各布斯与柯布西耶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区别是雅各布斯认为摩天大楼不利于街道空间的营造，而低层高密度的传统社区空间才能孕育出丰富的公共生活。而芒福德崇尚的田园城市理论则主张去中心化，即把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和将人口向卫星城疏解视为治疗城市病的不二法门。

在1923年纽约区域规划编制过程中，芒福德与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之间爆发的争论最能体现出渐进主义传统与区域主义传统之间的观念分野。与1909年大芝加哥规划一样，纽约区域规划也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商业行为，而非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芝加哥商业俱乐部主席查尔斯·诺顿（Charles Norton）邀请亚当斯主持编制纽约区域规划。作为一位典型的商人式规划师，亚当斯坚信规划是“基于可行性的艺术”，认为“区域规划不是革命性的药方，而是针对自由发展的一种温和性的公共控制”。霍尔将亚当斯的规划哲学评价为“在区域既定格局的边缘渐进式发展”。因此，在纽约区域规划中，亚当斯提出了与田园城市理论相悖的再中心化解决方案，预测到1965年纽约地区的人口将由1450万增长到2100万。他明确指出“面对纽约地区工业和商业的增长而带来的问题，解决方案不是去中心化的，而是在保障城市中心和副中心健康、高效和避免拥挤的基础上重新引导中心化”。

在芒福德来看，亚当斯的方案不过是“糟糕透顶的大杂烩”，并对其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为，亚当斯最大的错误在于将区域人口增长看作是不可改变的既定事实，而忽视了城市规划对其的控制作用和影响。他批评该方案鼓励在本已拥挤不堪的城市中心区继续高密度开发，拒绝为穷人提供公共住宅项目，以及对通往曼哈顿岛的通勤交通线路大幅投资等方面。总而言之，亚当斯的方案是一个“更为中心化的方案”。与芒福德针对技术细节的攻击不同，亚当斯对芒福德的回应则是观念层面的。他写道：“芒福德与我的主要分歧在于我们是应该站在原地继续高谈阔论，还是在不完美的世界中以一种不完美的方式脚踏实地践行理想”。

5 结语与启示

5.1 我们为何要理解这段尘封的历史？

笔者想谈谈为何要花费心力从故纸堆中重新翻出这段被尘封已久的历史，或者说何为撰写本文的真正目的所在。诚然，笔者对于一场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万里之外的、两位已故去的著名学者之间的私人恩怨评判功过毫无兴趣，而是旨在讨论其背后折射的观念遗产对当下的反思与启示。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历史研究本质上都是因其引发了对现实的思索和拨动了当下人们的心弦。这样，过去的历史便在现时的思想中得到永生，过去永远都不会死，过去甚至从来都没有过去。

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为代表，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工业化带来的城市问题，深受理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自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以降，进步的观念和对理性的崇拜为现代城市规划奠定了思想基石，并使之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色彩。在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浸淫下成长起来的规划师在实践中往往具有强大的理论自信，在面对复杂的城市巨系统和作为自发性秩序的自由市场时既在内心充满虚幻的社会正义感和道德优越感，又对外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力傲慢，对于受到规划影响的无数人的生活和财产权利缺乏应有的尊重和审慎。由此，现代城市规划理论逐渐蜕变成一种基于理性自负的知识僭妄。

在西方，唯理主义规划思潮的盛行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作为城市规划发展历史转折点的关键性人物，雅各布斯不但是现代主义规划理论的掘墓人，也是后现代主义规划运动的擎炬人。在1970年代以后，强调尊重历史传统、多样性、复杂性和个人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规划思潮对现代主义规划理论和工具理性展开了毁灭性的打击。无论是后来的倡导式规划和联络式规划，还是协作式规划和新都市主义，其思想源头都会回到一个人的身上——雅各布斯，这也是为什么她在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上具有如此崇高地位的原因。在其与芒福德的争论中，时间已证明了雅各布斯的远见。城市是创造财富和经济发展的引擎，由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的城市人口聚集的趋势势不可挡，而且使人类社会更加繁荣富足。不管初衷多么美好，任何妄图依靠政府力量和理性设计的反城市化方案都将被城市化的时代巨轮碾碎，纽约市的发展便是明证。根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面积仅占全美0.01%的纽约市却创造出4.8%的GDP，而且人均纯收入冠绝全美，这就是城市聚集的力量。而截止到2014年底，纽约市通过激励性区划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岛共建成了总面积约350万平方英尺（约32.5万㎡）的私有公共空间，使得芒福德关于保护私有财产与建设公共空间相悖的论断在现实面前不攻自破。反观芒福德，不但他的激进式纽约区域规划方案最终停留在纸面上，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田园城市理论的实践最终也归于失败。笔者认为，这并非雅各布斯个人的胜利，而是她所代表的渐进主义规划观念的胜利。

然而，在雅各布斯去世10年后，老人家一生批判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却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在这个行政权强势的国度，不少政府官员和规划师仍然盲目迷信公权力，其行为受到摒弃价格机制并通过集中管理取而代之的欲念驱使，认为依靠政府强力推行便可顺利实施理性设计的反城市和反市场方案，对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缺乏应有的尊重，最后却将因公权力扭曲市场价格而造成的恶果解读为市场失灵。看到一个个严控人口政策的出台、一张张上帝视角的美学至上规划方案、一座座鬼城的拔地而起，每一个身处快速城市化浪潮中的国人在心中都会感同身受。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下中国更应该珍视雅各布斯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城市规划需要顺应市场规律和人类社会的自发性秩序，并以审慎的态度渐进地推进社会改良。这才是雅各布斯思想遗产的真正价值！

5.2 如何在城市规划中建构自由秩序原则？

在本文结尾，为了消除读者对本文可能产生的“规划无用论”的误解，笔者想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对城市规划的观点以飨读者。他曾在《自由宪章》中用一章篇幅讨论了住房与城市规划，并点名批评了芒福德领导下的城市规划运动是反市场的运动，“许多正在实际执行的、特别是由根本不懂价格在个人活动中的协调作用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执行的城市规划，就是这类东西”。在谈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规划时，他写道：“问题不在于人们是否应当赞成或反对城市规划，而是在于所用措施是应当用来补充和支持市场，还是排挤市场并以集中管理取代市场”。可见，哈耶克并不反对城市规划，而是反对反市场的城市规划。他从土地开发的负外部性中论证了城市规划的必要性，“在城市繁忙的生活和频发的交往中，价格机制并不能充分反映地产所有者的行动所可能导致的对其他人的益处和害处……私有财产权或契约自由的一般原则，并不能够为城市生活所导致的种种复杂问题提供直截了当的答案”。

哈耶克的“外部性说”不但点明了现代城市规划诞生的逻辑起点，而且为厘定土地开发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众所周知，现代城市规划的逻辑起点源于解决工业城市的负外部性问题。然而，当看到公权力逐渐由“消极控制”转向“积极引导”时，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哈耶克本能地警惕城市规划对价格机制可能的扭曲，并试图在城市规划中建构自由秩序原则。他认为，城市规划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一个土地开发的规则框架，并且“必须比其他类型的财产所需要的规则更为详细”。该规则框架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给予土地产权人自由选择的空间，充分利用分散知识；二是确保价格充分反映土地产权人的个人偏好或预期；三是确保价格充分反映外部性影响。由此，他提出两步走的解决方案。首先是拥有较大规模土地的“一级权利持有者”享有土地开发规则制定的优越权，决定用地功能布局等基本规划原则；而拥有较小规模土地的“二级权利所有者”在既定规则框架下享有土地开发的次要权。其次是“授予权力当局以基于公平市场价值进行征收费用的权力”，这样“权力当局既能够获取因其行动所致的地产增值部分，又能购买下那些借口这项措施减损了其地产价值而反对此项措施的人的全部产权”。关于何为“公平市场价值”，哈耶克认为它“并非一明确无争的数值……这类纠纷最终可以由独立的法院来裁定，而无须交由制定规划的当局进行自由裁量”。综上，城市规划中的自由秩序原则可归纳为：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配置土地资源以提高效率，限制公权力对于土地开发的积极引导；另一方面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消极控制解决外部性问题。这里“看得见”一词极为重要，政府的城市规划行为既要满足程序公开透明，切实保证公众参与的权利，又要赋予利益相关者在面对公权力侵害时通过独立司法制度的救济权利。而这些都是我国目前城市规划制度所欠缺的。

作者：于洋，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

本文刊于《国际城市规划》2016年第6期，pp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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